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过去几年来，聚焦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价值转化等核心议题，中国正以扎实行动交出答卷。近年来，我国全面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构建国家公园体系、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物种保护成效显著，大熊猫、藏羚羊、东北虎豹等旗舰物种种群持续恢复，湿地、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

其中，金融支持更是创新不断。从江苏盐城落地全国首单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到浙江衢州探索多方协同保护模式，生物多样性金融工具持续创新，在破解保护资金难题，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生态治理走向多元协同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分分28预测 教授、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共话万物共生的守护之道。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蓝虹：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全面实施，全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315万平方公里，涵盖重要生态功能区、敏感区和关键物种栖息地，实现对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的强制性保护。二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等首批5个国家公园，覆盖面积23万平方公里，整合原有各类保护地，加大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力度。三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工程，在长江、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重点区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通过植被恢复、湿地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等措施，增强区域生态功能。四是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网络建设，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建立覆盖森林、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的观测网络，动态跟踪物种及栖息地变化。五是法规政策与国际合作强化，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主导推动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贡献了中国方案。六是生物多样性金融创新，推出了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自然修复基金、生物多样性保护绩效挂钩债券等。

经过持续推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果。从物种数量看，多个区域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濒危物种濒危等级下降，曾经的珍稀物种如今频繁现身。例如，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增至近1900只，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至“易危”。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7万恢复到超过30万，摆脱濒危状态。东北虎数量超60只，东北豹数量超70只，连续监测到幼体活动，呈现向内陆扩散趋势。从生态系统看，湿地面积扩大、森林覆盖率提升、河流水质改善、生物栖息地连通性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服务功能显著提升。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草地覆盖率上升11%，水源涵养量年均增长超6%，藏原羚、雪豹等物种活动范围扩大。长江流域实施“十年禁渔”后，江豚出现频率增加，刀鲚等稀有鱼类重现。辽宁、山东等地滨海湿地修复后，迁徙候鸟种群数量增加20%—30%。遗传资源保护取得突破，建成亚洲最大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保存资源超52万份；云南、四川等地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珍稀濒危物种遗传材料超10万份。

《金融时报》记者：从全球范围内看，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期存在巨额资金缺口，混合金融模式迎来发展契机。在您看来，该如何依托各类金融手段拓宽资金渠道、完善相关投融资体系？

蓝虹：的确，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较大资金缺口，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年资金需求约8000亿美元至9000亿美元，但实际投入不足20%，而且资金来源单一，约80%依赖政府公共资金，金融投资占比很低。当前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庞大且仍在扩大，这固然是挑战，但也为金融机构创造了结构性机遇。通过创新融资工具、强化风险管理、参与国际合作，金融机构不仅能助力全球生态保护，还可开拓新兴市场、提升品牌价值。

而混合金融在昆蒙框架中被视为实现“到2030年每年动员2000亿美元生物多样性相关资金”目标的关键手段之一。具体来看，混合金融通过创新性的资本结构设计，能够有效连接财政资金、捐赠资金与金融资金，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可持续的资金解决方案。典型结构包括：风险缓释工具，如担保、首笔损失准备金，降低私人投资者风险等；分层融资，将资金划分为不同风险收益层级（如优先层、次级层），吸引多样化投资者。

必须提醒的是，混合金融的成功实施需要清晰的产权界定和生态价值量化体系，适当的财政混合和风险分担机制，透明可信的效果监测和报告制度。其中，财政专项拨款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基础保障，需强化统筹、精准投放、动态优化；绿色金融是核心力量，需创新工具、完善机制、降低门槛。混合金融强调两者之间的配合，通过合理的混合资本结构设计，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收益低、风险高等问题。

除了混合金融，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金融创新：一是推广生物多样性信贷，鼓励金融机构推出生态修复贷、物种保护贷、生态产业贷等专项产品，延长贷款期限至15至25年，匹配生态项目长周期特征；允许以林权、湿地经营权、生态收益权、生物多样性信用作为质押物进行贷款，降低融资门槛。二是发行生物多样性债券，支持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主体发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精准投向保护项目；创新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将融资成本与物种数量、栖息地面积等生态绩效挂钩，激励保护成效提升。三是发展生物多样性保险，创新栖息地损失险、物种保护责任险、生态修复绩效险，分散项目风险；推行“保险+信贷”联动，参保项目可享受利率优惠、额度倾斜。四是推广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借鉴盐城经验，将保护成效转化为可交易信用，搭建全国统一交易平台，吸引企业、NGO认购，实现生态价值市场化变现。五是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贴息、设立绿色担保基金等方式，为生物多样性项目提供风险兜底，降低金融机构顾虑。

《金融时报》记者：在实践中，我国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您作为实践者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蓝虹：江苏盐城落地的全国首单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是一个积极探索。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全球仅有的两块潮间带湿地世界自然遗产之一，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的核心节点，保护着全球70%以上的野生丹顶鹤越冬种群，同时，支撑着2552种动植物的生存繁衍，生态区位不可替代。然而，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每年7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类似，该保护区长期面临保护资金依赖政府财政、生态价值难以量化转化的现实困境，制约了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推进。

为了引入更多金融资本投资保护区保护项目，我带领的研究团队在2025年9月的全球滨海论坛，发布了《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信用核算与分析报告》。该报告创新性地将丹顶鹤、麋鹿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转化为可计量、可认证、可交易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单位”；建立基准线、核算方法学、监测机制，解决过去“保护成果只能定性、无法定价”的难题；为后续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生态补偿提供量化依据。首次明确滨海湿地保护所产生的“每公顷每年”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值，使“生态有价”从理念走向实践。本次核算面积为2.37万公顷保护区湿地，核算出可签发生物多样性信用总量340.47万单位，根据成本定价法，给出了56.元/单位的指导价。江苏国信润东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出资150万元，当场认购了我们核算签发的生物多样性信用，这是全国首单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我们现在正在进一步完善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平台并推进更多的交易。

在盐城落地实践推进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不仅是全国首单，也是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额最大的交易基地。